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访华后，公开谈到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即肯定日本国内的理性声音，并敦促当政者认真倾听。高市早苗尚无已公布的访华日程，中方已指出改善关系的前提。 老涂认为，中方此次强调日本国内的正义之声，是要求日本政府正视自身历史观、中国观的偏差，尤其要纠正触及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行。日本内部有人希望恢复对华关系，但决定能否纠错的权力仍在当政者手中，必须拿实际政策回应已经作出的政治承诺。 毛宁所回应的日本人士中，岩屋毅的身份很有代表性。他当过日本外相，如今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，也了解日本对华外交与经贸交往的现实。此次他率团到北京，与中方高层会见，明确表示两国关系令人担忧，希望回到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出发点。他说问题需要日本政府设法改善，分量来自他对外交运行方式的了解。 作为前外相，岩屋毅当然明白，中日出现分歧以后，企业、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能够保持往来，却没有权力修改首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。企业可以谈订单，行业组织可以推动访问，两国政府如果连涉及主权和历史的基本承诺都产生争议，这些交流就会不断受到牵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岩屋毅把责任交还给日本政府，而没有简单要求中方先作让步。 这类声音在日本有现实基础。日本《东京新闻》曾呼吁政府重视改善对华关系的机会，多层次交流需要获得支持。经贸界则更能感受到政治紧张对经营预期的影响。日本企业关心市场准入、人员往来和供应链安排，政治互信下降会让这些经营预期变得难以确定，继而增加成本。 毛宁为什么特别肯定这些声音？因为批评来自日本社会内部，它让日本政府无法把所有对华关系问题都归结为外部压力。日本国内有人认为，逃避历史责任正在使对华政策偏离原有方向。这种判断当然不能代表全体日本人，却足以证明讨论改善关系的现实基础仍然存在。 中方要求当政者倾听，实际上是把一个具体责任交给东京：既然国内已经有人指出问题，政府就该解释自己的政策是否还符合当初向中国作出的承诺。 那这些承诺究竟涉及什么？很多人一听“中日四个政治文件”，觉得不过是外交场合经常引用的老文件。可中日邦交正常化能够实现，依靠的恰恰是双方对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政治共识。即使存在制度差异与安全分歧，两国仍需要稳定交往的基础。文件给出的基础，就是承认既有政治安排，尊重彼此重大关切，并通过和平合作处理分歧。 在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，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，对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，并坚持遵循《波茨坦公告》第八条的立场。 后来的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其他联合文件，又把遵守既有承诺、正视历史、发展和平合作关系写进双方共同确认的原则。日本政府可以有自己的安全政策，但这些政策如何表述、如何实施，不能与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时确认的政治基础脱节。 争议恰恰出在台湾问题上。高市早苗曾在国会谈到，所谓“台湾有事”可能构成日本法律中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，由此引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。这是涉及法律条件的政治表述，不能据此认定日本已经决定采取军事行动。 然而，在中方看来，日本现职首相公开把台海局势与本国可能动用武力的制度联系起来，已经跨出了原先谨慎处理台湾问题的政治边界。 日本与台湾地区存在经贸、人员和社会联系，这些联系本身不等同于军事介入。但首相讨论动用武力，就会影响军方预案、国内法解释和公众对外部冲突的认识。一次议会答辩或许尚未形成具体部署，却可能成为此后不断引用的政策依据。 日方只强调关心台海和平，却回避这类表述是否符合既有承诺，很难消除中方对政策方向的疑虑。 因此，毛宁要求恪守四个政治文件，针对的是可以查证、可以核对的政治约束。日方若继续声称文件有效，就需要说明为什么新的涉台表态与文件并无冲突。如果说不清，外交上的互信会受到影响，民间推动改善关系也缺少可靠支撑。 岩屋毅强调回到文件的初心，恰好触及了这个问题。他知道，两国可以恢复会谈气氛，却无法在基本承诺争议未得到处理的情况下，仅凭一次高层合影恢复信任。 但毛宁没有只谈台湾，还把历史观和中国观并列指出。这种表述为什么重要？因为日本怎样理解过去，会影响它今天怎样解释自己的安全政策。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，也对台湾实行过长期殖民统治。战后邦交正常化过程中，日本明确表达了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害的反省。这段历史进入双方政治文件，决定了日本在讨论地区安全、军事角色和涉台事务时，必须考虑邻国的历史记忆。 在日本国内，历史认识始终存在不同声音。有人主张面对战争责任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，也有人试图淡化侵略罪责，以今天的安全形势为理由扩大军事活动空间。两种立场会影响公众如何看待和平宪法、军费增加以及自卫队的行动范围。 如果对过去的侵略责任缺少清楚的认识，政治人物就容易把周边国家的警惕解释成无端敌意，再反过来以这种敌意证明扩大军事权限的必要。 这种循环尤其容易出现在对华认识中。中日互为重要贸
